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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丰:近年来礼学研究的新进展及几点思考

时间:2018-07-10 15:26来源:未知 作者:文新 点击:

  【核心提示】研究礼学应该秉持科学的、历史的态度,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。随意贬低礼学固然不可取,但是任意拔高、美化礼学,在礼学研究之中淡化礼的本质,尤其在礼学思想的研究当中脱离文本语境和历史情境来抽象地讲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,刻意回避礼与当代某些价值(如法治、正义等)之间的冲突,同样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。

  在近年来的国学复兴以及儒学研究的热潮中,传统儒家礼学格外受到重视,成为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个极为活跃的领域,这与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“礼”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礼学重新得到重视,既有时代氛围的影响,也有儒学及礼学自身的一些原因,值得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认真对待。

  近年来礼学研究的新进展

  礼是儒学的重要内容,弥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,因此,对礼的研究原则上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。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,主要是从三个角度展开的。一是经学史(包括经学思想史)研究脉络中的礼学研究。对三礼、三礼经注以及三礼所涉及的名物制度的考证是这一研究的重点。比如,郑玄是礼学及儒家经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,唐代孔颖达就曾指出“礼是郑学”。关于郑玄的三礼学,已故杨天宇教授的《郑玄三礼注研究》一书从校勘与训诂两个方面,重点研究了郑玄三礼注的成就,可以看作从经学的脉络研究三礼学的代表性成果。朱熹的理学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,但近年来也逐渐有学者开始研究朱熹的礼学。由于朱熹学问体系博大,目前学术界对其礼学的研究还仅限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。例如,由叶纯芳和乔秀岩主编的《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》一书,仅重点探讨了朱熹礼学中的祭礼问题。因此,系统研究朱熹的礼学成就、理学与礼学的关系、礼学在朱熹学说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等,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。

  自近代以来,随着传统经学的终结,经学的问题逐渐还原为史学的问题,从史学的角度考订三礼的著作时代,进而将三礼作为研究那一个历史阶段的史料来加以利用,成为学术界对待三礼文献的基本态度。其中《周礼》成书时代问题尤为重要与突出。郭沫若、钱穆、杨向奎、顾颉刚、徐复观以及当代学者金春峰、彭林等人,都利用不同的资料与方法,对《周礼》成书时代做过深入的探讨,提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。学者郭伟川的新著《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》(2017)对《周礼》成书时代提出了新的看法,认为《周礼》出自战国初期的魏国,是由以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编定成书。这说明《周礼》成书时代问题至今依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。

  另外,礼学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《礼记》、历代《礼记》经注思想史以及历代儒家学者的礼学思想。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是姜广辉主编的《中国经学思想史》。就专论而言,关于《礼记》的礼学思想、荀子的礼学思想、朱熹的礼学思想、王夫之的礼学思想以及清代一些学者(如凌廷堪、黄以周等)的礼学思想,学术界都有相当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。礼学思想涉及经学文献、思想史和哲学史,是近些年来礼学研究中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。

  二是礼制史的研究。这方面的研究以史学界为主,相关成果中既有通史著作,如陈戍国的《中国礼制史》,也有断代的礼制史及礼制专题史著作,如刘源的《商周祭祖礼研究》、杨英的《祈望和谐——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》、梁满仓的《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》、吴丽娱的《终极之典——中古丧葬制度研究》、阎步克的《服周之冕——〈周礼〉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》等。

  三是在礼制史研究的基础之上,结合社会史、政治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、宗教史以及文物考古等诸多层面,形成一种对礼的综合研究。吴丽娱的《礼与中国古代社会》一书就是这样一种综合研究视角的体现。该书虽是以礼制通史的形式面世,但在论述每个历史时期的礼制问题时,往往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问题,作多层次、多角度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,从而反映出礼与中国古代社会诸多层面的深刻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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